在全世界人民围堵H1N1流感的日子里，我偏向虎山行，啪啪地，撩了一趟香港。

带去了两打口罩，基本上没用到，香港大街上根本少见戴口罩的，除了老弱病残孕。我妄图重见当年SARS盛况的邪恶愿望被欣慰地粉碎了。回北京的飞机上终于掏出了揣在包里好几天的口罩，打开包装，认真地戴在脸上，把耳朵给勒的啊，都肿了。过海关的时候，很酷地对边检哥哥说：要摘一下么？边检哥哥很酷地，隔着口罩回答：摘一下吧。我就很酷地，把勒着一边耳朵的橡胶带摘下来，耳朵疼得要死。这就是所谓的自讨苦吃吧。

香港是我的福地，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证明着。这次去本来是有公务在身，结果事到临头，居然因为一个昏了头的低级错误，让我差一点就在华润大厦低座的马路边上，表演悲痛欲绝的胸口碎大石。这个低级错误，可以让我前功尽弃不说，后面的一揽子计划，估计都要泡汤，并且，还要被很多人骂是王八。在万分紧急的时刻，我平时经常短路的脑子，终于灵光了一回，台湾话把这个叫做：急智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，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。其实，本来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管事的香港姑婆，就是那么事儿B，因此我想出不那么新鲜的主意，也是被她逼的。

周一的整个下午和晚上，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，不知道补救的办法是否管用，一切都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知晓。我人生很少遇到如此需要各路神仙保佑的时刻，我虔诚地默默地求了神，然后很无奈地跑到时代广场逛街，买了一双鞋和两件衣服，又跑到叶壹堂，买了好多书。整个购物过程都是很哀伤的，效率也不太高。

周二上午，得知事情顺利办成了，有惊无险。

下午怀着感恩的心，出去疯狂购物，为福地香港的经济复苏，努力地做了贡献。我发现我瘦下来之后，可以买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是一个以前一直在肥胖边缘徘徊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姐妹信用卡能频繁刷爆，还好，我没有信用卡，钱花没了，就只能咬牙死忍。

回到北京，按照公司的最新旨意，凡是去过疫区的，都要自动在家呆五天，不许到公司上班。这五天是算我出勤的，那我何乐而不为呢。但是中间，也就是明后两天，是周末，不知道算不算我加班？

假期真的很快过去了，下周一又要上班了，其实心里倒也没有那么反感上班。何况，下周之内，应该有一件大事要敲定。这几天，时常有朋友从MSN上蹦出来监督我的毒誓，如果我现在说，有第二条路可以走，不知道会不会被乱棍打死呢，哈哈。其实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，都是要先辞了职再说，所以，我的毒誓依然在很毒地生效着。

收到了东东书城寄来的印刻文学杂志张大春专辑。唉呀，找个张大春那样的当老公该多好，随时可以说书讲段子，绝对不会闷。